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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英雄——温瑞安的热血武侠人生|中国通俗文学

侠世界 2018-10-10 12: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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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刘国辉


温瑞安生于马来西亚却一生系于中华文学;率领他的文学社团赴台学习却遭到抛弃与背叛。他将满腔的热情、痛苦、执念与专注倾注于武侠小说的创作当中,以诗意的笔法探索写作的突破与创新。他仗剑直行于现实与英雄的梦境之中,用他的热血人生守护新武侠小说的天下。


谁是英雄——温瑞安的热血武侠人生 
文/刘国辉

作者简介

刘国辉(1962—),男,吉林乾安人,编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硕士,研究方向:古典小说、武侠文学。




2015  8  18 日,《华西都市报》和温瑞安联合设立“问道青城温瑞安武侠文学奖”,再次掀起武侠文学的新一轮热潮。据报道,截至 2015  12  31 日,大赛组委会共收到参赛作品 290 篇。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就能收到这么多参赛作品,可见温瑞安号召力之强,也可见武侠创作队伍之庞大。近年来,年过花甲的温瑞安宝刀不老,一直在不景气的武侠创作和出版市场上东奔西突,高举大旗——创作微武侠,推动电影改编,助力温氏武侠动漫创作,介入温氏武侠游戏改编,开微博,建微信公众号,等等。



作为武侠世界实际的武林盟主,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维护以金、古、梁、温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传统,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努力呼吁、创新实践、变革措施与时俱进,推动和酝酿着武侠文学下一个高峰的到来。他行动的意义不但在承前,更重要的在于启后,而之所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因为温瑞安始终怀有对武侠文学的满腔热爱,这种热血武侠不仅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甚至超越他的作品,将温瑞安的人生也融入了武侠江湖的世界之中。


温瑞安


1954  1  20 日梁羽生先生在香港《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正式登场,民国以后再度掀起的武侠小说新热潮,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作为传统题材和主题之一的武侠小说以全新的、适合现代人阅读的表现形式,几经起落,由香港到台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大陆,风靡六十年,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吸引了无数读者,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龙虎斗京华》


也许是巧合,新派武侠小说滥觞之际,远在马来西亚的霹雳州美罗埠火车头小镇上,当地一所华语学校的华裔校长温伟民的儿子温瑞安出生了(温瑞安自言为 1953  12  31 日)。温伟民祖籍广东梅县,年轻时奔赴南洋。谁也不会料到,他的儿子,这个其貌不扬,有着一个硕大头颅的男孩,日后会成为继金庸、梁羽生、古龙后“独撑大局”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家。他以蓬勃的热血情怀,延续了众多人心中的武侠英雄梦,成为超新派武侠小说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一、中华文学的赤子与文学社团的“大哥”


温瑞安 9 岁时自编自绘武侠小说《龙虎风云录》,10 岁在香港《世界儿童》杂志发表处女诗作《月亮》,初中一年级创办绿洲文社,并且主办《绿洲》期刊。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诗集,第二本是论文,都是他的fans 出钱集资为他印行的。初中二年级在学校讲武侠小说,听众云集,高三的学生也来旁听。16 岁的他在马来西亚写出《四大名捕》故事第一篇《追杀》,该小说于1972 年在香港《武侠春秋》发表。


《武侠春秋》


温瑞安自小就展现出超常的文学天赋,并得到在当地颇具文学影响力的大哥温任平的首肯;加之自幼随父亲习武,文采武胆,见识不凡,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自然而然成为华裔学生中的孩子王。难得的是这群年幼的孩子在温瑞安的带领下没有沉迷于拉帮结派、呼啸校园、打架斗殴,而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他们所钟情的文学活动上来。


1967 年,13 岁念初中一年级的温瑞安在学校建立了绿洲文社,并且出版《绿洲》手抄本刊物。经费是由五分钱、一角钱的募捐而来,不足的都自己垫。靠着不懈的坚持和努力,“绿洲”渐渐成为大马当地的一片文化绿洲,发展成为有四十多名社员,二百多名赞助者的团体,连老师都受到影响,帮他们推广。更为重要的是“绿洲”影响了一批年轻的文学青年,附近的村镇逐渐产生了“绿原”“绿田”“绿林”等文学团体。


1972 年,在温瑞安的积极推动下,这些文社全部整合在一起,成立了“天狼星诗社”,鉴于温任平在文学上的影响力,加之已经回到霹雳州,发起者请他担任总社长,而且“天狼星诗社”的名字也由温任平所起,或许是源于“西北望,射天狼”的名句。1973 年,诗社达到全盛时期,已经发展为十大分社,远及新加坡、彭亨州各地。


绿洲文社是温瑞安建立文学组织的发轫之举,自此之后,“办社”成为温瑞安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包括直到现在犹存的“自成一派”文艺合作社,从创办直至现在,温瑞安就是社里的“大哥”。当然对于他的会员来说,他确实不负大哥的称谓,从文学甚至生活上,维护并指导他的所有兄弟,无论逆境顺境,他都肩负着这一责任,铁肩担道义,甚至咬碎牙往肚子里咽,自得其乐,乐此不疲,痛并快乐着。这种责任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温瑞安的文学创作得到台湾著名编辑高信疆先生的高度赞赏。高先生当时是《中国时报》“人间版”编辑,年轻的温瑞安写出《龙哭千里》一文投稿,高读后赞赏有加,将其发表在海外专栏,还给温瑞安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信,并且附上了几封读者来信。这种来自台湾文学界的认可,一下子让远在异域的、年轻的温瑞安有了知遇之感,更增加了创作的自信。温瑞安和温任平等第一次到台湾,都是高信疆带领他们去拜访文学文化界人士,而且在他离开台湾时还赠送一把宝剑,鼓励他在文学的道路上仗剑前行,“为中国做点事!”


高信疆


没有身在异国他乡的经历,难以深刻体会母语的可爱;没有身处沙漠异域的“文化休克”,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可能就很难全面。温瑞安等一批华裔文学青年面对当时马来西亚政府消灭华文教育、谋杀中华文化的现状,有着深深的切肤之痛;而故国之思、对文化家园的向往,更激励、激发他们在文学中构筑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我的才华。


他们的诗文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而是感情真实、思想沉郁、反抗环境重压的不平之鸣,是在大漠黄沙之中的龙吟虎啸,更是中华文化的异地绝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一直不减,对自己的追求一直不悔,甚至超出了生活在华语之中的大陆、台湾、香港文学青年,自有其合理的原因。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呼唤有如大海夜航中的灯塔,故国家园的招手使流浪的孤儿听到了母亲的呼唤,不可抗拒!


有两个细节足可为证:一是高一时,华语学校由于人少已经开不成班,温瑞安只能被分到当地其他马来语的中学去,离校的前几天,他们在黑板上设计了缤纷煊赫的“爱我中华”四个大字,晚间被校工擦掉;又写,又被擦;反复十几天,直到校工被感动不再擦为止!二是温任平到台湾参加世界诗人大会,其间带着温瑞安、周清啸去拜访台湾的文化名人,回到马来西亚时带回了台湾生产的金门高粱酒,由于只有一瓶,在欢迎大会上每个人尝一滴,激动无比,认为是闻到了祖国气味,感到了故乡的深情,与祖国的人天涯共举杯了!


正因为这种热爱和向往,温瑞安高三后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到英美等地留学,而是申请保送台湾深造。


1973 年,温瑞安来到台湾大学读书。但仅仅一个多月,就因为天狼星诗社发生困难,重新回到马来西亚,继续诗社的活动,读书、写作、练武,发展并维持诗社。由此次重回大马之事可以看出温瑞安在诗社中地位之重要,作为实际的操控和领导者,诗社离不开他;而为了诗社放弃在台大的学习,也可以证明温瑞安的义气和对诗社的用情至深!


1974 年末,温瑞安再度负笈台大,同行的还有方娥真、廖雁平。穷学生的生活没有使温瑞安放弃文学追求,华语天地更激发了他对中华文学、祖国文化的热情,感觉到“投身入祖国的热血行列”的可贵。除了和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频繁通信畅谈文学创作外,他继续创作演讲,组织各种文学活动,扩大社员队伍,延续在大马时的文学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温瑞安要依靠武侠小说稿费补贴生活和社团活动,同年,他们在台湾出版了《天狼星诗刊》。


《天狼星诗刊》


1975 年天狼星诗社的殷乘风从马来西亚到了台湾,总部认为他非为求学,不让温瑞安等与之来往;而温瑞安等人仍然帮助他,使总部引起误会,马来西亚的天狼星诗社在 1976  1  1 日开除了温瑞安等在台湾学习的社员。由此温瑞安与自己一直敬佩的大哥产生了矛盾和分歧。


被天狼星诗社开除的经历,促使温瑞安成立了神州社。按照温瑞安的说法,神州社是“一个共患难同真情肯为国家社会文化教育做事的年轻人社团”。神州社是诗社也是文社,它承继了绿洲社、天狼星诗社的传统,学文习武,组织更加完整,纪律也十分严明,对社员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不但要热爱文学,而且要重情意,有理想,有追求,能吃苦!如果说温瑞安创立绿洲社有少年的随意,天狼星诗社有他大哥掌舵,神州社则完全实现了温瑞安的创社理想和组织形式。


神州社学文,社员收获很大,定期印刷社刊,正式出版很多诗、文、小说集,组织各种文学演讲、学术讨论、歌唱会,拜会文学名家等等,成为当时台湾文坛上一股重要而清新的力量,产生了很大影响;神州社修武,强化“刚击道”,成立试剑山庄,按时传授练习武功,强健了会员的体质,修炼了性情,维系了诗社的稳固,但是也带来了被误会为“黑道帮会性质组织”的负面影响,给外界和当局以口实。神州社鼎盛时期,可谓浩浩荡荡,社员遍布全台湾各大专院校,有四百余人之多,影响巨大。


神州社在学校演讲


当时温瑞安的追求是:胸怀大志、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诗剑合一,相互砥砺,互相提高,为自己热爱的文学、为自己热爱的祖国多献一点关爱,多尽一份心力!温瑞安以热血男儿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自己的非凡才华,带领着他的文学社团奔向那至纯至高的理想圣地。


二、爱恨交织下的武侠创作


神州社在温瑞安和几个从马来西亚等国归来的华裔核心人物的领导下日益蓬勃壮大,自然招致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也自然会引出各种非议,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台湾当局对学生组织的恐慌。1980  9  20 日,台湾将温瑞安、方娥真逮捕,关于事件起因人言言殊,有“告密说”“黑社会说”“当局不满说”“为‘匪’宣传说”等等,其实纠结于此并无意义,笔者认为,关注这一事件给温瑞安后来创作带来的影响更为重要。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温瑞安一生武侠小说的创作成绩、一生保持童心和热血青年本色,以及一生的特立独行,不与主流社会为伍,以小人物自居,而又担当大哥重任的人生态度,都可以从这次冤狱中寻找到理路。


《四大名捕》改编影视剧海报


其一,作为一位优秀的华裔文学青年,温瑞安回到宝岛台湾读书,满腔热血献身自己的文学事业,献身中华文化,却遭此横祸,其忿懑、不平、委曲、冤枉、痛苦之情可想而知,这对其世界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那以后,温瑞安对环境、社会,甚至对人,所作所为始终带着一种独立和反抗的色彩,可以说“冤狱事件”决定了其不再深入一般世俗所认可的主流社会,而把现实生活当作武侠小说来写,“特立独行,不同流俗”伴随了他的一生。


其二,成就了作为武侠小说家的温瑞安。从文学道路发展来看,温瑞安以诗歌和散文进入文学青年行列,少年时的文学追求主要是诗歌,他最先发表的作品也是诗歌,他组织的绿洲文社,也是以诗、文等纯文学为主,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业余产物,其早年的诗歌《将军令》、散文《龙行千里》等都展示出他的才华,当时一些文学名家高信疆、余光中、齐邦媛等对他文学上的期待也更多在所谓纯文学方面。而入狱及由此引发的流浪的经历,使他为了生计不得不专心并大量创作武侠小说,因为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文学评论,都不能保证他当年流浪时的基本生活,只有武侠小说连载稿酬和版税能给他提供生活保障,当然他也可能有别的赚钱生意,他曾说:“我对武侠,当然很有感情,也很不能忘情。……我最先创作的文类,亦不是武侠,而是儿童故事;最先写的小说,是言情,之后是纯文学那类现代小说,更不是武侠。”


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温瑞安也只有在创作武侠小说时才能充分表现、表达、宣泄他遭受无名冤狱、痛恨背叛、快意恩仇的情绪,道胸中块垒,内容和形式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衔接,因此放射出耀眼光芒。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次身陷囹圄的非凡经历,也许温瑞安会以诗人、散文家、教授、评论家等等身份名世!如今虽少了一位诗人,却多了一位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虽然一直到现在,温瑞安都强调写武侠小说是他排在七、八位兴趣之后的兴趣!


其三,监狱对年轻的温瑞安来说是炼狱,由于有少年时的文武双修,有仗义豪侠的追求,有自小培养起来的责任感,温瑞安承受住了这次磨练,证明了自己的人格,坚持了自己的信条,证明了“大哥”是要这样来当的:神州社所有的“所谓问题”都自己扛。面对铁窗和手铐,当有的兄弟为了自己的生活“出卖”他、弃他而去的时候,他保持了自己的侠肝义胆,至此他这个大哥实至名归!这种境界的提升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态度——追求自我的崇高和伟大,仗义疏财,对友情和兄弟不弃不离,甚至达到了自负自傲的地步,也常为人所诟病。但无论如何,才华横溢的温瑞安凭着一支笔、一个崇高的信念,在现代社会中自成一派,左右开弓,继续前行,吸引并影响着众多的温迷。


温瑞安在香港书展


香港最先出版温瑞安武侠小说的是明报出版社。《神州奇侠》《血河车》及“四大名捕会京师”系列都是在《明报》连载后出版的。1980 年,还是学生的温瑞安从台湾到香港拜见金庸,金庸邀他在自己的游艇上见面,言谈甚欢,并且现场支付二万美元的支票作为温瑞安的出书订金。金庸问温瑞安:“萧秋水是不是写你自己?”温回答:“心态上有一点点啦。”金庸就笑说:“如果拍成电影,你自己去演萧秋水挺合适的。”温瑞安开心得不得了!


能得到金庸先生的赞赏,实为可喜;而日后取得武侠小说创作的骄人成绩,实为不易。温瑞安自言:“过去十五年来,我再喜欢玩,我再怎么忙,我每个月都精读细阅不同一种类的报刊杂志超过四十五份,每个礼拜阅读不少过十二部书,而且还是未算精读的;每一季强迫自己去专研一种新的学科,每年出书最少十五至廿五、卅或以上。而且我还到处旅行,四海为家,曾到处留情,逢人皆为友。”


从温瑞安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涉猎之广、阅读量之大,非常人所能及,就连他不打理自己的著作版权,不亲自联系朋友,通过“自成一派”转言传话,经常闭关,也是为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正是这样持续的阅读、不断的求知,不断的尝试和训练各种体裁的写作,使他达到了下笔如有神的地步。


除了大量阅读写作,温瑞安还喜欢武功并坚持练武,可能和他父亲擅长“洪拳”,从小耳濡目染有关,更主要是由于他对习武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习武是一种修养,是大智大勇最好的训练,通过劳筋骨才能坚其意志,成就大事。故而他一直坚持习武,是武术教练、空手道黑带,练洪拳七年,混着练跆拳道、柔道三年。


毫无疑问,温瑞安身体力行,“习武”的经历印证了他对习武的认识,对他性格的塑造和意志的磨练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够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和打击百折不挠、从不气馁。更重要的是作为武侠小说作家,自身习武的经历使其能够加深对武侠小说的理解和认识,对武打场面的描写会更有感染力,对武功的描写也更加真实可信。


武侠小说弘扬的固然是社会正义和侠义精神,但是如果没有以“武”作为表现形式,没有以江湖作为作品背景,也就失去了特色。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在“武术”“武艺”的描写上极尽描写、渲染、夸张之能事,特别是金庸先生虽然不懂武功,却在书中把武功写得天花乱坠,达到了哲学的境界,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除温瑞安一人可以文武双修,身负武功外,其余的作家大多只能纸上谈兵!温瑞安自己也说:“因为曾经习武,实战写得比古龙以至金庸都真实。”得天独厚,温瑞安的武学修养提升了他的武侠小说质量。


温瑞安的武侠创作也曾有过失落与彷徨,但他的热血情怀与不凡才华感动着与他心有所通之人,屡次帮助他渡过难关,同时也激发他创作的欲望,在作品中进行至情至义的抒写。


温瑞安、方娥真、黄昏星、周清啸、胡天任赴港,并与萧君楚返台


方娥真是他第一个情投意合的恋人:温瑞安说“她的为人重义气,人又聪慧,不会出卖朋友,而且有魅力和领导能力;……她是个出色的诗人,我见过最有才气的作家,对音乐和舞蹈,也一样有灵气。”对于方娥真来说温瑞安是“唱大江的人”,“我爱穿着他的外衣,那松松的袖领在飞飞的风里好自在。他一声出发,我便成了他的弟子飘然随他们而去,那一刻心中充满了英气。”“初次出外见人,见到了他,便选择了终生相随的爱恋。”


方娥真是他志同道合的文学圣徒:无论是在马来西亚的天狼星诗社,还是在台湾的神州诗社,他们由热爱文学相识,一起互相激励,追寻文学的梦想;进而相爱,更激发出许多优秀的作品!爱情是文学最好的催生剂。方娥真是能够在困难时鼓励他战胜困难,给他生活信心的知己,她曾有“弦为知音断,知音为弦死”的诗句,相信也是为温瑞安而写。一直到 1987 年,虽然他们已经明确不是恋人关系,但是方娥真之的勉励鼓动,仍然是他行事做人的重要精神支柱,说方娥真是温瑞安的“红颜知己”太轻了,应该说是“人生知己”。


女作家三毛也曾在温瑞安最艰难的逃亡期写信予他——“她告诉我和方小姐:安定不重要,有时成了束缚;名气其实不重要,有时成了负累,真正重要的还是实力。我那时难免会想:你已享有大名,而且没有安全之虞,不像我那时,在台给人砌猪肉,成了政治犯,要枪毙的那那,好不容易才恢复自由身,又浪迹天涯,多年居无定处,你又是高官的女儿,当然视名气和安全为无物啦。但多年后一想,明白了明白了,这话也是句大实话。”


三毛


内心的镇定与坚强,才是创作所必须。就像早年他拜见余光中先生,“我也胆粗粗的问他:‘有这么多人批评声讨您,您会不会回应?’余光中淡淡的说:‘有些谩骂文章,回应反而显得器重了,不理他们就是了。’我还追问:‘为什么?’余老师说:‘因为不值得。’这句话真是落地作金声。我又问:‘文坛上充斥着好些不成熟、滥情作品,您会不会选些来剖析。’余先生笑了:‘不会。好的作品我们就重点推介,坏的我们就让他自生自灭。’这几句话对我影响也很巨大。这才是大师风范。”


蒋芸主持《清秀杂志》时,听说温瑞安在香港生活遇到困难,立即和“主编吴水莉开车来接载我和我那位知交,就住在清秀小庄,即是清秀杂志社北角渣华道办公大楼内。……她是明知我当时贫无立锥之地,不但毅然出手相助,……竟全不理闲言,无视压力,完全没有要求,没有条件,施恩,从不望报,一住年余,一块钱租都不收,庄里家私器具任用,还约我写稿,怕我不够钱活下來,予以丰厚的稿酬,甚至尽力为我办居留,虽然办不成(此事后来由新艺城电影公司办成了,吴宇森出的手,麦嘉拍的板,施南生写的保荐信),但的确尽了大力。这么多年来,我连电话也没去一个,拜年也不知她手机号,但每每想起她这种人,还是觉得:天地有正戏,还有侠气!”


余光中


三、全心抒写的武侠英雄梦


倪匡曾经说:“你绝对模仿不了温瑞安的。他的文笔美,你学不来。”优秀的作家靠自己的作品说话,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温瑞安在“古龙以后,独撑大局”,靠的是自己作品的实力。


其一,数量众多。创作数量大,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但没有作品量的支撑,绝难成为文学大家,武侠小说也不例外!温瑞安的武侠小说到底有多少部,恐怕还没有一位研究者认真统计,有“五百部”“三百部”“一百部”几种说法,出版的几套武侠小说集数目上也不统一,总之是个庞大的数字。就连自成一派的人也人言言殊,这和温瑞安作品短篇多、连载多、没完成的多有关系。温瑞安写作速度极快,坊间传说:温瑞安一小时能写四千五百字。笔者没有和温大侠印证,但是惊人的数量和他可以同时开笔十八个专栏的战绩,足以使人不得不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非天才谁能胜任?


倪匡


其二,创造了一系列典型的武侠人物形象,“四大名捕”、方振眉、李布衣、萧秋水、王小石、苏梦枕等等。从旧派武侠小说到新派武侠小说,作为类型文学,人物千千万万,颇不少大同小异者,优秀的作家必须推陈出新,创造出能让读者津津乐道、能在文学发展史殿堂上站得住的人物,温瑞安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四大名捕”,更是武侠文学殿堂中不朽的光辉形象。


其三,拓展了武侠文学中江湖的格局和世界。温瑞安以前,武侠文学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自成一统的江湖世界,有独立的语言系统,有区别于正常社会的是非观念,有江湖上的法律和规范,温瑞安在继承这些的同时,又拓展了新的格局和范围:《四大名捕》系列虽然与中国古代小说《包公案》《七侠五义》等有着显而易见的继承关系,但是把法律与江湖有机结合起来,使杀人合法化,让巡捕比游侠主持正义更方便,是具有现代意义和思想的全新江湖;《布衣神相》所描写和反映的江湖世界,也是武侠小说中第一次以“神相”作为主人公,把中国古代“相术”文化与武侠全面结合起来,令人耳目一新。


《四大名捕》


其四,诗化武侠之语言的魅力。温瑞安对于汉语语言的运用具有很高的自由度,文字富有张力和穿透力,表现力极强,艳丽飘逸而又具有气势,顾盼自雄,这些在他的武侠小说中都有很好的展示。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协会会长林保淳先生由衷佩服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温瑞安,对汉语文字的运用比一直在汉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更得心应手,大起“自愧不如”之叹!温瑞安也很自负地说:“我比较讲究文字的运用,即是在遣词用字、描写叙述上肯下苦功,也较大胆求新,但创新必须来自对文字传统上的下过苦功和潜移默化。”


或许由于写诗一直是温瑞安文学创作的最高理想,他的武侠小说无论是语言的运用还是意境的描写,都具有诗意,堪称“刀丛里的诗”,把诗的语言搬入武侠小说,将诗与侠结合,是温瑞安一直在武侠小说中追求的效果。他的优秀武侠小说具有诗的意境,同时又有侠的豪情,形成了鲜明的温式风格。如《温柔一刀》《碎梦刀》《逆水寒》《杀楚》《四大名捕》等许多系列都精彩纷呈,甚至每个章节目录的文字都诗情盎然,意境悠远。


其五,温瑞安武侠小说注重技巧,讲究结构和层次。对心理学、文艺学、美学的深入研究,使温瑞安具有“学院派”的理论思维模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年少时是学精神、心理分析理论出身的,对美学也下过点苦功,而因受家兄引导,对欧美现代文学和新批评方法,也有涉猎。”如果我们看看他写作的《天龙八部欣赏举隅》等评论文章,就知道所言不虚。理论思维使温瑞安武的侠小说在创新的同时保持了张弛有度的艺术水准,若论结构、技巧的使用和追求,在众多武侠小说作家中,温瑞安可以说是最用力的一个,这种用力自然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在《刀丛里的诗》一书中,打了许多场,有双雄决战、暗杀、狙击、群殴、械斗、阵战,但没有一次用同样的写法、打法。你可以用心理描绘他们作战的感受,你可以用神的眼光俯瞰所谓‘群雄决战’之渺小可怜,你也可以用一只蚂蚁的角度去仰视人类互斗之愚昧,甚至可以只写旁观不写决斗者,只写兵器不写招式,只写日月无光飞砂走石不写武功门派……事实上,这些技巧我都用过,且刻意避免重复,真用到硬碰硬打斗的描写,我也一样会设计出文字表达想象打斗的境界来。……要写,就写出点新意来,写出些文学水平来!”当然,也是由于过于讲究技巧,甚至有些时候是尝试和试验文学理论的种种方法,也导致温瑞安创作的武侠小说以中短篇居多,缺少鸿篇巨制。



其六,创新意识的坚持。温瑞安武侠小说创作在继承金庸、古龙等传统后,锐意求新,不停表现变化和创新,他说:“我要写的是有创意的、有思想性的武侠小说,我无意重复前人作品。”“我喜欢这种变化,喜欢不断变,试新事物。”“我写武侠小说是一种反抗。对传统同时也对现代的一种反抗,包括对我仰仪的前辈经典作品,我既然喜欢他们,那么,我偏要写出跟他们不同的、另类的,至少是意图超越的,可能是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超越至少意图超越,才是真正对得起他们的好学生。”“看我的书,会觉得我多变。变,就是我的风格。我不拘泥、不停滞、不偏执。多变就是我的风格!”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从创新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古龙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最早提出求新求变并且付诸实践,但是着力更多的是温瑞安,可以说他一生的创作都在尝试求新求变,不仅要超越前人,更想方设法改变自己,超越自己。


古龙和倪匡


如果论两大高手在求新求变上面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1. 古龙的变化侧重于承前,温瑞安则侧重于启后。2. 古龙作品形式上开一代风气之先,思想和内容却依然是偏重于传统的侠义思想和江湖道义;温瑞安的小说比较贴近现代人的心灵和想法,而且人物也塑造得比较生活化、人性化和大众化。3. 古龙小说求新求变是单纯职业作家创作的追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温瑞安小说的求新求变是带有批评家色彩的作家创作的追求,独上高楼,众里寻他千百度。


温瑞安曾经说:“时下确是流行穿越小说,……我写关七在武侠小说里的穿越情节,是在1985 年,那时只怕还没有人在武侠小说里掺入穿越、外星人、异形、超能量的元素。那年头,连‘穿越’二字都未流行起来。”温瑞安武侠小说所体现的现代思想和意识以及形式技巧的运用,确实开启了新新派玄幻武侠小说的滥觞,像《少年四大名捕》《逆水寒》等等,更具有典型性。


当然,作为武侠小说大家,温瑞安武侠小说之不足也很明显。


其一,缺少大结构之痛。温瑞安在评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时讲到作为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作品“包罗万有,融会贯通”,这是由衷的赞叹,却也无意中道出了自己作品的缺憾,以温瑞安的才气、学养和抱负,潜心创作,本可以写出更大气魄、大结构、融会贯通的长篇武侠文学巨著,但他没有做到,至少没有做到像创造出“无情”“铁手”“追命”“冷血”这样的典型人物那样创造出可以被武侠文学史奉为圭臬的长篇巨制,即使他最负盛名的《四大名捕》,也更像是中篇的合集,虽然人物和故事前后连贯,可以称为长篇,但这种写法更像一个个珍珠,串起来固然是项链,却缺少大块玉石的沉重和厚度;湖泊江河固然美丽,面对大海,仍然会望洋兴叹!就像一个本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始终指挥一些小战役,虽然胜利很多,却没有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大手笔。笔者私下度之,温先生内心深处一定会为此而遗憾和痛心,这和温瑞安不稳定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他一直没有把武侠小说作为最高的文学创作追求有关,更和他对文艺方方面面的爱好有关——所谓博而没能专导致。


其二,无有结局之憾。由于温瑞安武侠小说创作多由报刊连载,也由于温瑞安早年流浪漂泊的生活,加之有时长期的“闭关修炼”,更由于他的才华横溢可以随时另起炉灶、再续前缘,温瑞安的一些作品没有写完,有的作品也是虎头蛇尾,令读者期待,更令读者遗憾。


温瑞安自己说:“我大部分的书,都还未写到结局。有的写了二三十年了,有的写了四五十部,忠心的读者有的始终不肯放弃,新锐的读者又愿意重新追看,我若不把它完成,或者至少告一段落,那我实在对不起这些年来读者的付出、期待与错爱。让我写下去的原动力,就是这点为最。”虽然温大侠有理由把没有写完的作品作为继续创作的原动力,但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甚至作家自己来说,这真是很大的遗憾。温瑞安自己也说没把作品完成,就不能算是好作家,辜负了读者的忍耐和等待。


难能可贵的是,温瑞安仍然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在微武侠、武侠影视剧、武侠漫画、武侠网络游戏等方面的不断推动,体现了他与时代同步的创新意识,也表现出其在武侠创作道路上再上高楼的强烈愿望。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没有被时代淘汰,年轻人不觉得落伍的原因之一是他根本还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信然!


温瑞安作品改编影视剧海报


四、结语


方娥真说温瑞安是一个“把人家小孩子玩的侠义世界玩到成年仍不放手的人”。这句话可以作为温瑞安一生的写照。温瑞安用自己的武侠作品反抗世俗的观念,更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和实现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道义和规则:对蒙冤的不平呼声、对背叛的痛心疾首、对朋友的不离不弃、对生活的祸福与共、对孤独的品尝和坚守、对舆论的不计荣辱等等,温大侠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书写着一部名叫“温瑞安”的武侠小说。


成就固然卓越,但也带来了诸多苦痛,甚至一生中都要承受之苦,是成功之苦,当然也是快乐之苦!纠结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心痛于创作和生活的矛盾,缠绕于大哥和作家的矛盾,迷情于武侠和诗人的矛盾,陷落于自负和自卑的矛盾,挣扎于名声和利益的矛盾,温瑞安是一个痛并快乐地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古代游侠!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武侠文学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人总会取代旧人,但到目前为止,站在武侠小说擂台上的擂主仍然是“独撑大局”的温瑞安,挑战者众多,却没有人能够取代,我们希望并愿意看到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更希望花甲之年的温瑞安宝刀不老,以其一贯的“专心、用心、诚心;才情、激情、多情、深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武侠小说“大块文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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